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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总理震惊:"一块钱就将国有资产给卖了?”方叶点头道:“类似事件在那个时代层出不穷，但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改革开放了，国企实行大改革，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而在此之前，全国的企业都控制在国家手中，老百姓穷得裤子都买不起，根本没钱搞企业。
“国家没办法了，只能将一部分倒闭或者欠债严重的落后国企放出来，以低价转给那些原厂长或者有财力的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说，这其实是国家当时默认的一种'侵吞”行为，当然后来为了堵住民众的悠悠之口，便拉出几个典型一顿审判，但并不影响这类整体行为。
总理沉默了，说道:“也就是说，按照现在国内这个情况，将来国企贱卖的情形还会发生。
方叶肯定的点头道:“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不过现在的情形要好得多，国内放开了个体户，一部分人随着时间推移，生意会越做越大，将来若国家开始放开民营经济，一部分发了家的个体户也会创办工厂，这也是当年我一直请求国家放开个体户的原因。
“还真是一环扣一环。"聂帅赞许的对方叶说道。
而方叶则回道:“我不懂国家治理，只能根据个人的认知给国家出些建议，相比来说，国家治理涉及的问题很多，政治、思想、价值观、体制等等，十分的复杂。
"在我们那边，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相结合，其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公有制保障了全民的根本利益，而私有制则使得民众得到了切实的普遍性利益，老百姓过好了，不是因为全面公有制，而是因为放开私有制，如果一直全面公有制的话，国家和人民都只会越来越穷。
这个观点若不是总理和聂帅清楚方叶是来自未来，就这些话，足够坐实反革命，被拉去判刑了，就见总理问道:“所以你认为全面公有制是行不通的?"方叶说道:“总理，接下来的观点，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毕竟可能对于现下的人们来说观念冲击太大。
“没事的，兼听则明嘛。”总理笑道:“我记得五零年刚见你的时候，那时你可是什么都敢说，这些年到是越来越小心了。
方叶笑道:“越活越怂，人之常情嘛。
总理哈哈一笑，方叶这才说道:“全面公有制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分配权，谁掌握这个权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公有制的利益就是谁的。
聂帅一想说道:“这不对吧，分配由政府主持，分配者又是组织本身，个人怎么可能跳出双重管理而直接变成独裁分配者呢?村“所以说这是理念的差距。"方叶说道:“您和总理这一代人大公无私，考虑的都是集体利益，服从集体的意志，拥有坚定的信仰和革命情操，但是时代会变，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也会变，未来不说，这种情况在苏联的当下不就正在发生吗?"总理和聂帅二人皆思索了起来，而方叶则继续讲道:“勃烈日涅夫一句话就取消了任期限制，权贵们自己吃香喝辣，对老百姓他们却只给予了最低的分配。苏联没有共产党吗?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吗?没有政府制度吗?可是..有用吗?
“当苏联的统治阶级分配到的利益越来越多时，他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维护这种不公平的分配体制，而当他们发现原来这个体制是可以被突破的，便会开始集体钻营将体制扎得千穿百孔，当有一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利益时，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利益联盟。
方叶依旧拿苏联举例:“苏联国有工厂内部是如何分配的呢，表面上党组的分配决策者，但实际上厂长制下，厂长有人事任免权，他从实际上就拥有了绝对的分配权，厂党组成员谁不服从，他就少分，不满的直接找个借口干掉。”
“剩下的人，厂长用利益拉拢，于是一个利益联盟形成了，全厂的利润分配，厂长说了算，明明赚了一百万，厂长或厂长兼党委书记与会计及党组成员合谋，说只赚了三十万，良心未泯的搞搞“公平分配’，良心丧尽的干脆说亏本了，工人只有工资拿，而他们在上面私下瓜分利益。
方叶又说道:“苏联国有工厂是不是公有制?但是厂长的权力无人制约，无人能监督，放大到苏联，其所谓的公有制，实质上已经慢慢退化成了上层权贵的公有制，用斯大林的话说，老百姓只需要土豆就够了，言下之意，老百姓要得太多那就有了反贼嫌疑。”
“赫鲁晓夫想打破这种权贵体制，结果是显尔易见的，勃烈日涅夫上台后加强了权贵利益，于是一片称颂，上述还只是政治层面，而且经济制度层面同样也存在问题。
“全面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一种战时体制，这和秦朝商秧变法建立起来的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国家面对险恶环境又需要发展时，这种制度是合适的，但不能一直持续，这点之前也讲过。
“所以，这种经济制度一到和平建设时期，问题就来了，这个制度有个前题，那就是所有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是无私且公平公正的，如果真能做到，那么全面公有制必将是人类最好的制度，然而现实并非如此，自私是人类的共性。”
“如此，全面公有制不能解决自私这个问题，就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用政治话语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它既与落后生产力之间产生矛盾，同时还与分配体制之间存在矛盾。
“比如苏联的分配者们喝进口洋酒、住别墅、公车私用，想度假了有免费的疗养所，老百姓穷得只能吃士豆，老无所依，幼无所教，于是苏联老百姓不满的说'你们不能这么搞，我们也要过好日子’，但分配者却说'这是公平的分配制度，反对的都是受到资本主义蛊惑的反贼’，从勃烈日涅夫开始苏联就是这么干的。
总理思索着总结道:“我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开放了私有制，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从而缓解这种分配不公的矛盾。
方叶点头:“是的，全面公有制下的国有工厂不少后来都成了烂泥，由于缺乏竞争及行政化过度，导致体制僵化，不思进取，从我国一五计划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实际上国有企业基本都靠着工农业剪刀叉养活，这一养就是三十多年啊。”
“一开始，整体分配上相对还算公平，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国有工厂变成了只顾及统治阶级群体的利益了，国有工厂的高级商品和工业品多数时候，只有工人阶级和官僚阶级买得起，跟全国九成的农民没啥关系，所以热水瓶卖十几块，根本没人在意，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思维里，自己有了就代表所有人都有了，甚至可能会出现，你一个农民也配用热水瓶这种高级工业品这种阶级歧视。”
"这话过份了。”聂帅说道。
“过份吗?"方叶反问:“您看看现在的工人阶级还看得起农村人吗?鼻孔都是朝天的!特别是户藉制实行以后，农民要进城那是千难万难。刚建国时喊农民叫农民伯伯，十几貯徇年过去了现在变成了农民兄弟，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农民工。
“农民工在未来那边，一度等于低等、无知、没素质的代名词，被官僚阶级称为'低端人口’，这话可不是一般地方喊的，是这里的一些官老爷们喊的。"方叶抬手指了指地。
聂帅哑然，方叶继续讲道:“这里引伸出另一个问题，即社会道德难以通过全面公有制来实现，那要如何呢解决呢?于是私有制也就是民营经济政策出台了，个体商业、民营工业的发展，缓解了分配不公，使得整体社会道德开始出现良性发展。
“但这个时期并没有多久，仅仅四十年，社会道德又开始急速下滑。
“这又是如何产生的?是民营经济发展以后，社会分配不公加剧了吗?"总理问。
方叶缓缓点头:“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但同时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到社会治理或者说统治理念的演化。
“当社会发展以后，分配没搞好。比如公有制的利益不能直接分给百姓，而民营经济的利益又被少数资本家截取，且越截越多，同时国家认为百姓不能太富裕，否则没有了发展动力，于是形成了一个再分配理念，因此联合资本家展开了对百姓的再分配，于是教育、医疗房地产成为了新三座大山。
“国家本意是想适当的截取富裕起来的民众，不至于财富过多丧失动力，但是没有考虑到资本家是不管这些的，大量财富被少数资本家截走，而后转移海外，等到国家回过神来，不少老百姓已经怨声载道了，于是为了缓解民众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开始出手整治中间商，也就是资本家。”
“统治阶级内部呢?"总理又问。
方叶两手一摊:“或许矛盾还没有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吧，所以并没有对统治阶级内部动手，这也使得少数人统治阶级后代肆意张狂，公然公开的挑衅民众。
方叶继续说道:“社会道德的问题从上升到下降，于是人们认识到一个问题，全面公有制或者说公有制已经难以更好的维护道德，社会基本道德依靠着私有制得到改善，但同时也因此下降，而对私有制的维护是法律健全的基础，这是社会道德秩序的底线，可此时法律解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从而直接导致了社会道德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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