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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有大量的福利机构，远超历朝历代，设有养济院、漏泽园、惠民药局三大福利机构。朱元璋下昭:'民年七十之上者，者许一丁侍养，与免杂泛差役’，规定家中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去一个儿子的差役，以减轻家庭负担。”
“凡身有残疾、无儿无女、家中贫困者可入养济院由国家奉养:年七十岁，每月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八十岁每月加两斤棉花、两匹布;九十岁每年帮忙设宴，超过一百岁的免费准备棺材;惠民药局，无钱者不得拒医，更是在嘉靖年间扼制鼠疫爆发起到了关键作用。
朱元璋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了免费医疗、免费公墓的出现，南京(应天)城外，还有国家大量修建的'廉租房’，便宜提供给贫困家庭，甚至不要钱直接入住，养济院更是设到了各州各县，其福利规模在当时的世界属第一，也是当时世界第一个福利型閤国悫澜家。”
《大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然而贪官污吏太多，他们总是上下其手贪污腐败，而底层出生的朱元璋对这种行为恨之入骨，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剥皮萱草’。
“朱元璋对官员举起屠刀，杀得人头滚滚，而记录和评倀泮价历史的权柄又在文化人手中，所以他们眼中的朱皇帝就是残暴不仁，对抓捕他们这个阶级的“锦衣卫’、打压他们的'太监’，极尽黑化。
事实是，锦衣卫的前身'拱卫司’是皇帝的亲军都尉(相当于中央警卫团)，主要用于监察百官(相当于中央调查部，但有审讯和处置权)，锦衣卫的主要工作并不针对普通民众，而是针对官员，吴先生作为明史专家，这一点不知道实不应该。
且有明一朝，太监从来没有真正掌过权，他们的权力都是皇帝给的，他们为皇权服务，所以有明一朝不存在'十常侍’，也不存在真正的'权阉’。
“魏忠贤号称九千岁，手掌三千人的内操军(紫禁城内阉组成，在宫内驻扎训练)，他要发动政变的话，无论是崇祯还是天启皇帝，早死得透透的了，可是崇祯仅一个圣谕，魏忠贤就瞬间从九千岁，被贬到了凤阳守皇陵，最后在途中绝望上吊自杀。
“而明朝之所以出现如此大权柄的太监，是因为自宣德皇帝后还权于文官集团的斗争需要，明英宗朱祁镇之后，文官集团彻底掌权皇权旁落，明朝皇帝为了拿回权力，又无人可用只能利用太监，且明朝的太监所做的工作，基本都是为了大明朝廷稳定的需要。”
“明朝中后期国家税赋收不上来，皇帝为了国家财政的稳定不得不将大量的太监派出去进行检查收取矿税盐税商税等，而文官集团早已经与大地主大商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集团，他们连3%的税都拒绝上缴还偷税。
“从天启七年魏忠贤死后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天启五年的商税矿税是480万两，崇祯元年只剩下了60万两，以至于国家财政不足开始向百姓加征辽响，至此原本富人阶级该缴的税，现在加到了本来就贫困的百姓身上，造成百姓揭竿而起，为了剿灭国内的叛乱和应对辽东的建奴，又开始继续向百姓加征三饷，仍旧不向富人征税，进一步促使国内民变四起，匪越剿越多，开支越来越大就越要向穷苦百姓征税，至此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国家财政枯竭，明朝灭亡。”
“从以上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是锦衣卫还是太监，实际上他们是在为皇帝为朝廷工作，锦衣卫抓违法官员，太监收官僚集团税收，都是在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自然在文人的笔下成了残暴黑暗的存在，而作为一位明史专家如果依旧站在官僚集团的一边看待问题，那么就会得出和官家集团一样的结论。
“很明显《朱元璋传》对于明初武官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国家稳定的问题不加以思辨，对于元朝的'包税制’导致的文官势力对国家统治权力造成的困境不加以分析，只从朱元璋杀人的角度来解析，只从当时儒家文人的思维出发，站在文人士大夫的角度，那么朱元璋无疑就是他们眼中的残暴之君。
“第三，《朱元璋传》脱离时代谈历史，阶级立场的分析不足，明朝是一个君主制王朝，分析当时的历史，应考虑到当时的时代特点，一味的采用今时的观点(且并不全面)，以'封建等于黑暗’的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够客观。
“君主制王朝由皇权、官僚(士绅/地主)、百姓共同组成了一个国家的主要阶级群体，而这部著作，对于皇权和官僚的分析过于片面，在皇权上只侧重了朱元璋个人的行为，而没有从国家统治的宏观角度分析。”
“对于官僚阶级的分析，更是较多的站在了他们的立场，将朱元璋对官僚群体设置的监察、管理机构以及举起的屠刀，混淆描述成对整个明王朝百姓的行为，而至于明初的福利政策，则不加以正视。”
“第四，无视了民族主义问题，元末的起义，带有浓重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著作中似乎认定中国古代不存在民族主义，至于宋濂起草的《谕中原檄》中的'华夷之辨’、”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则完全无视，认定一切问题都是阶级问题，这是片面的。”
王岩对吴晗《朱元璋传》的评价到此为止，他从这本著作出现的问题开始延伸，而后就中国的文化等界为什么会是这种思想展开了分析。
很快他就给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这是'文化沦陷'导致的，他从满清入关开始讲起，讲述中国的文化第一次沦陷，讲述满清的'文字狱’，满清如何篡前朝历史，如何绝禁科技、思想、如何废除明朝二百多年发展起来的基层教育，可谓触目惊心。
王岩写道:“明朝时，即便西北苦寒地区，条件较差的县城也有县学，县以下有'里学’，然而到了满清之时，基层教育被破坏贻尽。”
“以条件较好的湖南石门县为例，明末的时候，该县有私塾60多所，经过了明末清初的战争摧毁后，到了顺治时期，该县的私塾下降到了17所，到了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该县的私塾仅仅只剩下了一所，而到了道光年前，两村械斗，县衙抓捕了五千人，却连一个会写字的人都没有，其水平还不如两千多年前奴隶时代的西周。
"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湖南地区大量人员从军，后来湘军带了大量钱财回乡建私塾，学堂增加到了近百余所，这才恢复了湖南地区的基层教育。”
话题再次从清末开始讲起，随后第二次文化沦陷开始，这次的沦陷主要以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全面入侵讲起，王岩表示，他不反对引进西方思想，但是这种引进是无序的，由于缺乏国家规划，导致什么人在国外遛一圈回来就成为了学术文化名人，甚至是'大师'。
这些人自身对于西方文化、思想等的学习和理解的时间都很短，对本土的理解也很薄弱，在这种情形下，形成了一种思潮，即'西方一切等于先进，中国一切等于落后’，一大群人就此不加以辨别，事实也无从辨别的开始大规模将西方思想搬运进中国。
王岩对于这个阶段的积极之处给予了高度肯定，但对于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客气，他在文章中继续写道:“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存在的严重问题，整个政府中充斥着'崇西'思想，而胡适先生这一类，又加深了这种西化中国的进程，使得清末到民国结束这个时期内，中国的思想界极度混乱。
“民国文化界、思想界出现了诸多奇特的特征，其一、文化阶层基本丧失本土特征，并且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大凡到国外转一圈，了解一点西方的皮毛，然后回来写点文章(主要是采用西方思维解读中国历史，批驳中国哲学或者进行文学创作)，那么很快就能成为文化名人。
“这种彻底放弃自身文明与文化，进行西化的行径，西方世界自然欢迎，所以出现了一批享誉国外的所谓名人，但这些名人是否有自我思想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大多无非'拿来主义'，那年月出国的人少，因此随便到国外抄抄观点，回来再套到本国身上，基本就是“名家见解’了。
"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化界与思想界极少有'原创性学术’，集体沦陷异化成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的推广大使，而他们能获得的就是国内的'互捧互吹'和国外的'名誉’(获得皈依西方的门票)，而事实上，他们在西方人眼里只是工具’，一些精明人，如胡适先生早就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获得的声望最大，利益最多。”
“一些无法获得西方门票，拿不到西方狗粮的文化名人，能做的只能是加紧学习，努力抨击中国的一切，努力在中国推广西方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民国时期的中国，几乎很难看到能认真、理性、客观的分析中外问题的人士。
“其二、文化自我断代与自我阉割的过程及其造成的后果，满清入关以后，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第一緘惢婎鰹篪大拓旉垚模的禁绝与阉割，包括禁绝科技，修编《四库全书》阉割文化，以达到摧毁中国文化正常传承的目。….“...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服饰、礼仪、文化、习俗、节日，如汉衣冠(汉服)、基本礼仪制度、科技著作与文化典藉、民间习俗及各类/文化类活动(传统民俗，花朝节、流水曲觞/投壶/射柳类雅集等)在汉民族文化群体和民间几近消失，有些被窃据变成了满清权贵八旗上层的专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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