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8章(1 / 1)

对于计生政策的质疑,不仅仅在河北省的这场地委会议上，而是在全国各地都在上演着,前两年国家倒是提出了‘优生优育’的宣传,只是这个政策不是强制性的,而现下国策则不同了，带着强制性,可在中国这个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里，不让人多生孩子,这事怎么看都滑稽。

然而根据中央人口部门统计上来的信息看，国家的生育率实在太高了，过去的1963年，全国共出生了近三千万人，这是—年的数据啊,若是按照这个生育率增长,十年就三个亿，也即到1974年,全国人口将突破九亿。

国家希望通过计生政策的执行,在未来十年内，将每年的出生人口减少数百万，十年之后，总人口控制在8.5亿左右，而在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需要加大计生及一般公共医疗的投入，通过减少人口增长,提高新生儿存活率，提高优生优育来抑制人口过快的增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为5.4亿，到了1963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比历史上程度要轻得多，因此仅仅14年全国人口就增长到了7.2亿,共增长1.8亿人口,平均每年出生人口为1400万，新生儿全国平均夭折率从建国时的17.4%下降到了3.7%而进入60年代后，随着第三波婚育潮来临,仅仅三年时间，每年的平均出生人口为2300万，快速而又巨大的人口增长，给社会资源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不抑制人口继续增长,那么根据国家现有的资源量，要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将会给全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当然,解决人口过快增长的最有效方式，通过快速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自然,降低婴儿夭折率自然是最好的方式,可是以目前中国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要快速发展经济同样是不现实的。

时下的中国处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于社会主义阵营我们被苏联针对，而资本主义阵营又被美国针对，中国虽然能与两个阵营中的一些国家发展贸易,但是这个贸易主要是通过逆差来实现的。

同时，国内的资源与技术现下在整体上仍旧严重不足，需要从外部来获取,而外部的途径又有限，中国要将经济发展起来,就需要扩大对外渠道,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没有多少消费能力，而另一方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又是逆差，因此即便我国现下大量的投入新技术，但是国内外的市场却很有限。

因此,我国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所遇到的困境前所未有，这不是全力在内部发展新技术就能实现的,何况现下国内的新技术应用市场更是极其有限。

特别是在此前十四年中，国家为了尽快建立起工业化，采用的是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思路,这个方式自然是没错的，只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随着资源和资金投入越来越多，人民承担的负担也越来越大，陷入为了发展而发展的死循环，要打破这种方式，不实行新的分配体制，国内市场是无法做起来的。

人口增长矛盾、就业矛盾、发展矛盾、分配矛盾，为了解决国家现下发展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瓶颈,提升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外部需要突破,内部也需要调整，既然外部市场一时间难以全面突破,那么就需要将内部市场先做起来,这就是当前新经济政策实行的一般历史条件。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就是为了修补过去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弥补发展中出现的不足，但现阶段下，单纯的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人口大规模增长的问题,而要解决人口矛盾,计划生育就势在必行,这不是简单的认为，经济发展就能解决问题。

社会治理也不单单是经济发展问题，从历史看，我国人口一直到千禧年时期都在高速增长，其中1971年国家开始实行计生政策,1982年被定为基本国策,但到了1999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依旧有两千万,若不加以控制,中国的未来人口突破16亿，基本上是无法避免的。

社会需要发展，而人口继续增多，国家总体资源又有限，人均分配自然就减少，国家为了保障就业,在许多新技术的投入与应用上，就会形成一个发展困境。

比如要投入先进生产力，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反之要保证这些人有工作，科技发展就不能过快，国家整体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减慢,若要让科技呈爆发式增长，在此前就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积累。

从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20年代，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国家都在进行原始资本的积累,若从一五计划算起，这个积累的时间长达七十多年，这中间各种发展矛盾的形成，主要还是集中资源,减少分配，从而保证发展所形成的。

庞大的人口自然是消费优势,但要将如此众多的人口形成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这中间的积累过程十分的漫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城镇失业率为23.6%，1957年下降到6%;1958年二五计划开始后,全国工业大建设，失业不再是问题，新增就业人口近三千万,然而随着商品粮人口的增多，国内的粮食告急。

同时大量重工业生产出来的设备,投入生产制造出的工业品又卖不掉,粮食矛盾突出、分配不合理,又使得消费矛盾出现，造成国家恶性通货膨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将近两千万城市人口清退往农村，消费市场再度被压缩。

在1962年一份针对上海市闲散劳动力的调查报告中就可一观，全市人口635万，而职工仅233万，大约数十万人没有工作靠社会救济过活，原本这―情况将会持续,但1961年底,国家调整了政策,清还了大量国有商店,解禁个体户，这才使得就业矛盾得到了初步解决。

从1961至1964年的三年中,随着国家的一系列调整,全国工商业、生活服务业等累计创造了近两千万新增就业,过去被精简的三万千人,三分之二重新回到了城市，但仍有三分之一留在农村,参加‘上山下乡’运动。

而现在的新经济政策之中，就是要加大调整范围,通过调整收入分配、进一步解除计划生产限制，扩大商业市场，促进生活服务业、外包家庭生产等方式来扩大就业和消费，从而使得社会经济走上正向循环。

还是以上海为例,过去上海的家庭机绣品生产由于出品限制（主要通过澳大利亚和香港出口),使得海外市场的拓展缓慢，现下随着中法两国建交，中国有了法国这个面向欧洲出口的第一渠道,因此上海的家庭外包生产人数将会迎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

国家的外包生产方式也进行了调整,过去工厂要扩大生产，会将外包纳入工厂管理,或者直接从社会招工。

这种―体化的管理，激励又不足，带来了管理机制的僵化，若在生产旺季时,工厂还能正常开工,可到了淡季，工厂供养职工的压力就会很大，而现下新的政策，不再直接招收工人，而采用外包生产服务，外包工也不再纳入工厂管理,实行自负赢亏，以减轻国有企业的压力。

新经济政策对于外包服务管理的模式调整，也是来自于同安示范市。

国家对过去两种不同外包模式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国家一体化管理的外包组织模式带来的弊病很大，国有外包工发展到家庭作坊就基本停止了，而同安市的组织模式则没有这个问题,一些外包工，先是发展成了家庭作坊,其中不少人,更是通过多年的努力,现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工厂。

同安示范市内，一部分群体，从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作坊、个体商户等)到发展成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仅仅用了十年时间,不仅发展迅速,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附加产值同样巨大。

新中国十一中全会颁布的新经济政策,在国内掀起了飓风，同样也在国际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人民日报上的公报一经发表，苏联驻华大使看完翻译的文本之后，不由得惊骇莫名，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我国外交部,询问我国政府这是什么意思。

对外联终部部长伍修全接见了他,而契沃连科显得激切而又紧张，他当面责问道:“中国是不是要放弃计划经济制度了?”伍修全答道:“这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是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南斯拉夫的经济自治制度为蓝本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制订的一套经济政策,中国并没有任何要放弃计划经济的意图。”

契沃连科大使之所以如此紧张，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因为这套新经济政策中，允许私营经济存在,这是对现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挑战,虽说南斯拉夫也允许私营，但是它的影响有限，而中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属于是老二的存在，任何风吹草动,对于整个阵营的影响都非常巨大。

所以伍修全的解答，并没有让契活连科满意,他依旧要求面见总理，希望总理能当面给他回答，而伍修全在受到请求之后，便将情况上报给了总理。

西花厅里,总理听完了伍部长的汇报,看着他一脸担忧的表情,微微笑道:“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既然他想见,那就见见。”

当日,契沃连科被伍修全带到了总理当面,他刚坐下就激切的朝总理说道:“自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以来,取得了良好的增长,而现下的新政策，是否存在背离了社会主义全面公有制的初衷的嫌疑，并且还鼓励市场行为，因此我对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感到不解，中国是否在谋划放弃计划经济制度?”总理仰头一笑,回道:“此前对外联络部的伍同志已经向你解释了缘由，如果你还是对此有犹豫的话，我也可以再向你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