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0章(1 / 1)

说完,总理与陈芸二人皆沉默以对，第一代时,国家集中力量办工业，为了让工人阶级更好的工作，因此给予了一定的分配,这种分配是有一些不公平，不过其一是发展阶段的原因使然,其二就是这种分配,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社会整体财富，国家在分配时，依旧一言而决。

然而，当到第二代时就出现一些端倪了，失去了第一代的威信之后，很多事情开始出现妥协，这一妥协，—大批既得利益群体开始出现,他们掌握着国家多数财富，同时又拥有权力，矛盾变得尖锐了起来。

要想完成第三次分配，就需要从这些群体手中将利益夺过来，人言: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搞别人的利益，还搞别人的权力，可以想象这其中的阻力有多大，以至于新一代的领袖，期望通过延长任期，在其任内,打破这种利益格局，这需要有足够的手段和毅力。

原本或许通过强力手腕和权力的绝对控制,还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也许是西方敌对势力,也看到了国家要改变的决心，因此中西方的对抗前所未有的激烈了起来,外部的环境十分不利，这给这场改革添加了无数的不确定性。

攘外安内是两个矛盾的结合,内部不宁，就无法达成内部的团结,集中全部力量对抗外敌,而这也是导致改革从开始如风如火,到了后来,变得安静了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事情的解决，都需要历史机遇，无疑未来国家的这种机遇正在流失，这非常考验执政者，非有大智大勇大无畏者不可行。

总理缓缓说道:“就说这个房产市场制，即便我们这一代不施行,下一代也必然会改革,若不改革,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而如何公平合理的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问题,我已经想了好几年了，实话实说，还没有形成一个思想体系。”

陈芸低眉思索着,这个问题确实很大，涉及到整个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行一个阶段之后,必然会进行重新调整,而如今连计划经济到底是怎样,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除了高层领袖之间,其它同志绝大多数完全意识不到。

陈芸已经知道苏联亡了，而在此之前,国家就已经开始了经济改革,1979年计划经济体制被废除,这无疑挽救了国家的命运前途,而仅仅十二年后，苏联即宣告结束,整个红色阵营除了一个朝鲜,半个古巴外,计划经济体制正式宣告破产。

但始终实行计划经济的朝鲜,人民食不果腹,国家经济一塌糊涂,统治政权甚至由社会主义,过渡到了家天下,而半个古巴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混合经济模式，并没有让这个国家富裕起来，同样深陷贫困之中。

对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最后为什么会失败,三月间,陈芸曾经向方叶了解过,对于专业性的学术方叶当然说不出来多少，但是基本的社会和阶级矛盾,他还是知道的，而陈芸正是通过方叶的表述,了解到了苏联后期一系列的体制僵化与作死行为。

想到此,陈芸说道:“总理,我个人的观点,或许可以让同安示范县先试一试,无论成败都是经验。”

总理思索道:“我明白你的想法,计划经济失败了，这对于我们都是一个极大的思想冲击,但也不能因噎废食,现在中央成立了两个示范县,一个同安，一个固安。”

“总理的意思是,在固安县实行全新的计划经济体制?”陈芸疑问道:“可若像苏联的赫鲁晓夫一样,搞免费分房，那不同样走上了条教之路了吗?苏联那象征性的收取5卢布月租,毫无意义啊。”

总理沉思片刻说道:“如果换一个方式呢?比如农村采用集体经济的方式,农民的住宅由集体经济的收益来建设。”

陈芸说道:“每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如果这样，可能有的地方的村子未来已经住上楼上楼下了，而有些地区因为经济条件制约，依旧很贫困，这样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会很突出。”

总理点了点头说道:“这种方式无法保证绝对公平，但是相对公平，谁发展的好，谁就住得好,至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到时国家再用政策来调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理的解释让陈芸思索起来,沉吟片刻，他说道:“看完方叶同志的报告,我认为总理的这个提法是好,但似乎依旧违反了人性。”

总理抬了下手，提示陈芸继续,就见他说道:“因为每个家庭条件不同，人数不同，对于居住的需求也不同，比如这家人可能不想建房，只想要钱来解决当前困境,但集体经济体制下，若是专款专用,那么钱就只能用于村集体统一来建房,而这户家庭又不想建房,这就违背人性了。”

“你说的是自由选择权。”总理总结道。

陈芸点了点头:“对，农民自由选择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村集体经济如何管理，如何避免官僚化,这又是另一个问题,所以我的设想是,如果在固安示范县实行这种政策,政府要做的应当是，不去干涉房子建或不建、建成怎样的问题,做好经济分配的监督，同时只提供指导性议建,将自由选择权交给农民。”

“至于城市工人阶级。”陈芸想了想说道:“如果实行分配，可以借用市场经济机制，提高月租，按苏联的搞法，五卢布实在实在太少了，连建设成本都收不回来，因此至少月租要能收回成本，等到成本回收完成之后，可以再免租。”

总理摇了摇头:“你这搞法有问题，租金这么高,那这房子是属于工人拥有,还是公有?如果工人退休前房子的建设成本还没有收回来怎么办?难道还要求工人继续缴纳?”陈芸却是坚持道:“只要工人依旧在居住,那就要缴纳，一直到缴清建设成本为止。此后，工人拥有房子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可以由家庭成员继承，但工人退出后,可以再由单位回收,若是未来重建,可以再分同等面积的房子，多余面积缴成本费，低于则由企业补偿。”

总理依旧摇了摇头:“企业效益不好，都快要倒闭了，到时—大堆的老旧住宅,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最终结果还是由政府承担。”

“是啊。”陈芸思绪万千的说道:“商量来商量去，发现要将经济效益平衡起来,还真的非得搞房产市场制不可,否则这个分配不公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总理重重呼了口气,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了，现在房子分得爽，将来几十年后老住宅要怎么搞?全都是公有制的工人和公职人员,难不成看着房子倒了也不管?这肯定是不行的。同时还有居住条件改善的问题，随着人口增多，现阶段建的房子肯定是不合适的。

工人、公职人员分房子了，那城市居民呢?如今国家城市化程度还很低，就以首都为例，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住房问题，国家采用的办法就是分房子，将以前城市小资产阶级、富户、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甚至前清的遗老遗少的老宅子，都拿出来你家一间，他家一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

然而，总理现在也在方叶的报告中得知了首都的这种分配,到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情形,以至于到了21世纪，国家的首都很多人还住在老旧的胡同里,居住条件更是令人发指，一家几口人,几十年来,住二十几平米的事情屡见不鲜。

皇城里的居民们，说起来家家的房子都很值钱,但问题是,房子的产权太过复杂，大多数都是当年公有制分配给工人和公职人员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

拆了吧,许多人家中只有十几、二十几平米,按市场制又买不起新房,而且新房子还在六环外，老百姓也不愿意搬离;不拆吧,居民的居住条件和香港的鸽子笼不惶多让，人民居住条件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衬。

拆要做的工作很多，代价大,很头痛,不拆又实在不像样子，左右为难,到了如今，上面干脆两眼一闭，稀里糊涂了事。

而方叶在报告中,更是指出,未来国家要大力进行城市化，这是发展的必然,可是城市化的钱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不搞房产市场制,那么这些钱就得国家投入，国家的钱又从哪里来?是公有制企业税收和对人民的税收,但是这些钱是全体人民的,为什么只投入城市?这种分配制度必将形成对其它阶级或阶层的严重剥削,是人为制造制度性的‘城乡二元化’。

方叶并不反对在当前国家工业奠基阶段，实行一段时间的‘城乡二元化’，这也是国家工业发展进行城市化时期的无奈之举,但应当认识到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在适当的时间,比如二五,最迟三五计划结束,这个方式就应当着手开始调整。

否则，必然是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发展进步很快,而农村依旧贫困异常，由此方叶提出了一个诛心之问，他在报告中反问道:‘是不是只有统治阶极及其群体才是人?割韭菜是要割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如果不能建立相对合理的分配制度,那么发展又是为了谁?’而后他更是意味深长的写道:‘义务工、爱国捐、附加税各种负担在农民和其它群体身上的税赋,现在收得爽,但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今天可以发号召,人民会听,但号召到了几十年后,到时候人民还会不会仍旧相信,会不会反唇相讥，既而影响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这将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言简意赅，一句话总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