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2 / 2)

“喔。是王荆公的原话啊。”

郑相公干巴巴说完一句，面无表情地坐下。

而在这一句话后，在座所有的重臣——从蔡京开始，眼中也立刻失去了高光。

——喔，是王荆公的理论啊。

众所周知，在带宋政坛中，王荆公真正永垂后世的声名，并不在于他的治世之才（在真正的具体事务上，新党的晚辈胜过他的其实不在少数），而在于他旷古绝今、登峰造极的学术才能、意识形态上无与伦比的地位——相较于政治改革，他的地位其实更近似于“儒宗”。

事实上，早在着手变法之前，王安石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绝不可能完成这一浩大的事业；带宋体制对内的防范严苛之至，为了防止宰相专权，从来不会让重臣在中枢执政过久，最多三五年就会罢相外放；区区三五年时间，给新法暖个场子都不够，所以王荆公在任事之初，就根本没指望过自己能取得多大成就——取得了巨大成就，意味着你必然有了巨大权力；你要是有了巨大权力，那赵家从太宗皇帝那里遗传下来的沟子就又该发痛了！

为了规避这个致命的要害，王安石精心设计了一套变法的新逻辑。他并不追求一时之功，转而开发出了一套论证变法合理性的全新理论，试图从意识形态上寻求出路；他被罢相了不要紧，只要这套意识形态能够流传出去，能够感召儒生，吸引到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那么薪尽火传，也同样有了结夙愿的一天。而他呕心沥血，用以昭示后世、吸引新人的著作，正是王氏新学、《三经新义》。

理所当然的，这种危险的著作一经发表，就立刻引来了旧党围攻；旧党君子眼光老辣，同样意识到了王安石的企图，所以拼死也不能让王氏新学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统一天下人的大脑——对于儒生来说，失去意识高地甚至比失去政治权力更加恐怖；因此，在面对如此强烈挑衅之时，一切不甘屈服、不甘让步地士大夫，都被迫联合起来了。